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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介紹
　　 楊時（1044—1130），字中立，南劍市將樂縣（屬今福建）人。生于宋仁宗慶歷四年，卒于宋高宗建炎四年，年八十七歲。【疑年錄作生于皇祐四年，卒于紹興五年，年八十三歲；宋史本傳不著卒于何年，亦作八十三年。此從直齊書錄解題】幼穎悟異常，能屬文。稍長，心經史。熙寧九年，（公元一〇七六年）中進士第，調官不赴。學于程顥，顥死，又學于程頤。杜門不仕將十年。歷任州一級的司法、防御推官、教授、通判等職，歷知劉陽、余杭、蕭山三縣，多有惠政。高宗時，官至龍圖閣直學士致仕，優游林泉，以讀書講學為事。東南學者，推為“程學正宗。”朱熹、張栻的學部，皆出于時。學者稱為龜山先生。卒謚文靖。時著有《龜山集》二十八卷，《文獻通考》及二程粹言《四庫總目》等，并行于世。
 
生平經歷
　　楊時（1053-1135年），宋代將樂縣人，我國著名的理學家，還是一個很有影響的政治家。原字行可，后因犯友人父諱，改為中立，學號龜山先生。楊時少年時，聰穎好學，善詩文，人稱“神童”。北宋熙寧九年(1076年)，楊時中徐鐸榜進士，次年被授予汀州司戶參軍。他以病為由沒有赴任，專心研究理學，著《列子解》。元豐四年（1081年），楊時被授予徐州司法。29歲那年他前往河南潁昌，專門投于洛陽著名學者程顥門下，研習理學，勤奮好問，學習成績優異，與游酢、伊熔、謝良佐并稱“程門高弟”（程門四大弟子）。楊時學成回歸時，程頤目送他遠去，曾感慨地說：“吾道南矣！”。元豐六年，楊時赴徐州上任；同年八月，他完成《莊子解》的著述。他在擔任地方官吏時，所到之處“皆有惠政、民思不忘”。元祐三年（1088年），楊時被授予虔州司法。楊時執法公平嚴明，秉公辦案，剛正不阿，“公燭理精深，曉習律令，有疑獄眾所不決者，皆立斷。與郡將議事，守正不傾。”（胡安國《龜山先生墓志銘》）元祐五年，楊時又因父親楊殖去世，回鄉守制。

　　程顥去世后，楊時又一次北上求學，元祐八年五月，楊時投于程顥的弟弟程頤門下，到洛陽伊川書院學習。那時，楊時已40多歲，而且他對理學已有相當造詣；但是，他仍然謙虛謹慎，不驕不躁，勤奮好學。他不僅學習勤勉，而且非常尊敬老師。有一次與游酢去拜見程頤，見老師正在廳堂上打瞌睡，不忍驚動，便靜靜地站在門廊下等候。這時，天空正紛紛揚揚下著大雪，待程頤醒來，門外的積雪已經下得很厚很厚了，成語“程門立雪”講的就是楊時這種好學精神和尊師重道的故事，成為今古佳話。程頤很為他們誠心求學的精神所感動，更加盡心盡力教授。楊時不負重望，終于學得程門理學的真諦。楊時學成后回到南方繼續潛心研究和傳播程氏理學。他為了弄清楚張載《西銘》之理，專門寫信向程頤請教。他在二程理學和朱熹之間起了承前啟后的作用。

　　楊時一生精研理學，特別是他“倡道東南”，對閩中理學的興起，建有篳路藍縷之功，被后人尊為“閩學鼻祖”，他的著述頗多，主要的都收集在《楊龜山先生文集》中，他的哲學思想繼承了二程的思想體系，被后人稱之為“程氏正宗”。楊時還用《華嚴宗》、《易經》的內容來闡述他的哲學思想，并用孔孟的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中“格物致知”、“誠”、“形色”、“天性”等概念來豐富、擴充自己的思想。對“理一分殊”、“明鏡”等學說有新的創見，還在自然觀上，吸收了張載“氣”的唯物主義學說。他的哲學思想對后來的羅從彥、李侗、朱熹等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，也對我國的古代哲學，特別是思辨哲學方面產生過深遠的影響。他的哲學思想流傳到國外，在南朝鮮、日本的影響很大。宋嘉定十六年(1223年)宋使壓到高麗(今朝鮮),國王急切地問道：“龜山先生安在?”

　　紹圣元年（1094年），楊時赴瀏陽上任。翌年夏末初秋，瀏陽縣出現嚴重旱災，許多農民顆粒無收，紛紛外出逃荒。楊時立即趕寫《上程漕書》、《上提舉議差役顧錢書》，向上反映災情，使朝廷及時撥給賑災糧款，將官倉三千石稻谷迅速賑濟災民，緩解了災民的苦難。紹圣四年瀏陽連降暴雨，瀏陽成了“水澤之國”，大片農田被淹。楊時《上州牧書》稟報瀏陽愛災情況，請求撥糧錢賑災和減免災民賦庸調。

　　崇寧五年（1106年），楊時奉敕差充對讀官，轉授浙江余杭縣知縣。奸相蔡京借口“便民”，實際上是為其母筑墳圈地。楊時不畏權貴，堅決抵制其害民之舉；并且揭露和批評蔡京專權、暴政虐民的罪行。

　　奸臣蔡京、童貫、朱勐、王鞴等為了迎合宋徽宗的奢侈荒淫，大肆搜刮民間奇珍異寶，建龍德宮。僅朱勐主持的蘇杭應奉局，用來運送奇花異石的船只就多達2400多艘。朱勐之流還乘機敲詐勒索，大發橫財。百姓怨聲載道。楊時對他們的行徑深惡痛絕。他在《余杭見聞》中，憤然寫道：“今天下上至朝廷大臣，下至州縣官吏，莫不以欺誕為能事，而未有以救之！”“今天下非徒不從上令，而有司亦不自守成法。……其如法何？”他批評朝廷：“免夫之役，毒被海內，西城聚斂，東南花石，其害尤甚。前此蓋嘗罷之，詔墨未干，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。今雖復早前令，而禍根不除，人誰信之？”他主張“為政以德”，“愛人節用”，“節以制度，不傷財，不害民。”他還一再上疏懇請朝廷減輕農民賦稅。

　　政和二年（1112年）四月，楊時赴蕭山任縣令。蕭山縣城周圍農田易旱易澇，連年受災。鄉民曾多次要求將低田蓄水為湖，以灌農田，但都未實現。楊時到任后，認真聽取鄉民的意見，率百姓修筑“湘湖”，成湖3萬7千多畝，周圍80余里，可以灌溉農田14萬6千8百余畝；即使大旱之年仍然有過半農田可以得到灌溉；而且“湖中多產魚鮮，又有莼菜，可炊以療饑”。后人建祠堂、描畫像祭祀他。據《蕭山縣志》載：“政和二年，（楊時）為邑令，經理庶務，裁決如流。以民歲苦旱，開筑湘湖，以灌九鄉，至今民賴其利。祀宦祠。”

　　楊時在朝廷任職時，不畏權勢，據理直言，所言多卓有見識，所行不乏愛國之舉。他以“棄軍而歸”、“帥臣失敗”為由，對貪生怕死的童貫“明正典刑”，他還上疏斥責奸相蔡京等人聚斂“花石綱”，以為此舉有“誤國之罪”，“其害尤甚”，要求朝廷廢除之，并堅決反對割地求和的投降賣國政策，力主抗金，挽留抗金名將李綱，但楊時反對王安石變法，上疏：“愿明詔有司，條具祖宗之法，著為綱目……”甚至認為奸相蔡京所作所為是“繼神宗為名，實扶王安石以圖身利”，“今日之禍，安石啟之”，要求“追奪(安石)王爵，毀去配享之像”，這表現了楊時復古、保守的一面。

　　宣和六年（1124年）經張舜民推舉，宋徽宗召楊時為秘書郎。翌年三月，楊時上書《與執政論時事札子》，建言10件大事。他寫道：“如今士大夫不敢對天下大事暢所欲言，不過是為了明哲保身而已。但他們不曾想過，天下動蕩不安，豈能保全自身？”他從“慎令、茶法、鹽法、轉般、糴買、坑冶、邊事、盜賊、擇將、軍制”十個方面分析朝廷一些政策的弊端以及由此產生的負面影響，并且提出許多趨利避害的建議和措施。楊時提出不能只給流亡他鄉之人免除賦稅，還應對辛勤勞作的農民一視同仁，使他們也能得到實惠，從而信任朝廷，而不至于跟著拋棄土地，背井離鄉，淪為盜賊，引起社會動蕩。他主張放寬或廢棄茶鹽二法，以保證貿易自由，減輕百姓負擔。他認為愛民就要民有常產，方可使天下百姓安居樂業，楊時建議朝廷恢復以前做法，撥出一筆經費作為糴本，即定購糧儲備金，年初預支給農民購買生產資料和維持平時生計，秋收后農民按額交糧，結算時從中扣除原發的預訂金。這樣，國家既能按時收糧入庫，農民也從中得到便利，樂于耕種土地，不至于逃亡。但因當時奸臣當道，楊時的建議未被采納。

　　同年七月，楊時被任命為邇英殿說書；八月授國子監祭酒，賜祭器、譜牒、金盆花。十二月，楊時聞金軍南侵，連上兩疏，提出“嚴為守備”、“收人心為先”等建言。楊時不懼強權，公然斥責童貫：“為三路大帥，敵人侵疆，棄軍以而歸拏戮之有余罪，朝廷置之不問。故梁方平、何灌皆相繼棄而遁。當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。”他斥責蔡京“用事二十余年蠹國害民，幾危宗社，人所切齒。” 建議罷黜投降派張邦昌，誅殺童貫，表現出非凡的見識和勇氣。

　　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楊時先后任著作郎兼侍經筵、左諫議大夫兼侍講、國子監祭酒等職。時值金兵包圍汴京，朝廷對戰與和爭論不休。楊時抗金態度是堅決的。他提出立統帥、示紀律、一號令、攘夷狄、排和議等7項主張。他堅決反對割地求和的投降賣國政策,力主抗金，希望朝廷重用李綱等抗金重臣。可是，負責京都防務的主戰派人物李綱卻被罷官，激起開封軍民的憤慨。陳東等太學生到宣德門前上書請愿。朝廷準備鎮壓民眾。楊時挺身而出，為陳東等辯護說：“士民伏闕，詬罵大臣，發其隱慝，無所不至，出于一時忠憤，非有作亂之心，無足深罪。李邦彥首畫遁逃之策，捐金割地，質親王以主和議，罷李綱而納誓書；李鄴奉使失辭，惟虜言是聽；此二人者，國人之所同棄也。”宋欽宗一意求和，依金人條件，割讓太原、中山、河間3鎮。楊時上書，認為“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，而自攻也。”“河朔為朝廷重地，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，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要而后得之，一旦棄之，北庭使敵騎疾驅。”之后，他又上疏乞誅擁重兵坐視太原危急而不救的姚古，均未被采納。李綱有詩贊楊時道：“儒林儀表，國家棟梁，風云翰墨，錦繡文章”。

　　南宋建炎元年（1127年），楊時又上疏請除茶、鹽二法，并且力陳對金國割地求和不可為。建炎二年，朝廷任命楊時為工部侍郎。楊時力辭不受，后改為龍圖閣直學士、提舉杭州洞宵宮，賜對衣金帶、紫金魚袋。同年十一月，楊時回到鏞州。建炎四年（1130年），楊時以年事已高為由請求告老。高宗封他為朝請大夫、仍龍圖閣直學士，并賜他官絹200疋、白銀300兩，以養天年。楊時推辭說：“乞恩惠于八閩，山無米，地無租”。高宗準奏，“永為優免”。

　　楊時回到家鄉后，生活十分儉樸。呂聰在《問書冊》中說：“（楊時）自京城辭官還鄉后，視公（楊時）一飯，雖蔬食脆甘皆可于口，未嘗有所擇也；平生居處，雖敝廬優屋皆可以托宿，未嘗有所羨而求安也。”楊時為了教育兒孫“儉以養德”，特立下這樣的家規：“三餐飯蔬，不論脆甘酸苦，只要是可以吃的，就不可有所嗜好；衣服鞋帽，不論布料精細，只要合身，就不許挑挑揀揀；所處房屋，盡管簡陋，只要還能居住，就應安居樂業，不要羨慕別人雕梁畫棟；故山田園，先祖遺留，應該守其世業，不可增營地產，侵犯他人利益。”他還賦詩勉勵兒孫：“敝裘千里北風寒，還憶簞瓢陋巷安；位重金多非所慕，直緣三釜慰親歡。”他還諄諄告誡后學者：“富貴如浮云，茍得非所臧。貧賤豈吾羞，逐物乃自戕。胼胝奏艱食，一瓢甘糟糠。所逢義適然，未殊行與藏。”（楊時《書含云寺學者》）他晚年在故里仍筆耕不輟，著書立說，先后寫成《三經義辨》、《日錄辨》、《字說辨》等書。南宋紹興五年(1135年)四月，楊時辭世，終年83歲，葬于將樂水南烏石山麓。他逝世后，“身后肖然，家徒壁立”。秘書少監朱震上疏朝廷說：“時學有本原，行無玷缺，進必以進，晚始見知。其撰述皆有益學者。” （《續資治通鑒．高宗紹興五年》）高宗下詔取閱楊時的《三經義辨》，贈文：“言正而行端，德閎而學粹。網羅百家，馳騁千古。辨邪說以正人心，推圣學以明大義。而陳疏義，足以扶國本于當時；注釋經義，足以開來學于后世”；特賜其家銀帛二百兩匹，誥贈左大中大夫，太師、大中大夫等封號，謚“文靖”，并在將樂龜山麓建有“龜山書院”、“道南祠”，宋度宗趙構為書院題名，清圣祖玄燁題匾：“程氏正宗”。至今每年拜謁楊時陵墓的游人仍絡繹不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