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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人物傳奇.三明市將樂縣報

辯論西銘

宋圣紹元年（1094年），楊時任瀏陽知縣事。翌年5月，楊時再次離京前往洛陽長壽寺拜表院拜見伊川先生。

豫西洛陽，前臨洛河，背負邙山，地勢險要。公元前770年，周平王自關中遷都洛陽，史稱東周。此后，東漢、曹魏、西晉、北魏、隋、唐、后梁、后唐，先后在此建都，素有“九朝古都”之稱。

楊時到洛陽次日上午，伊川先生便與之同游古城。此時，洛陽各色牡丹開遍全城，處處姹紫嫣紅，蜂飛蝶舞，大街小巷，出門俱是賞花人，花事極盛。牡丹雖為國色天香，但楊時與程頤嫌其過于嬌艷媚俗，便避開熱鬧處，朝城東方向看古寺名剎去。

程頤久居于此，對洛陽歷史了如指掌。他告知楊時：“因規模宏大，街市繁華，東漢之時，此城即名揚四海。然我以為，洛陽之驕傲，乃文化也！經學興盛于洛，佛學首傳于洛，理學亦淵源于洛；歐陽修之《新唐書》、《新五代史》草就于洛，司馬光之《資治通鑒》亦成于洛。”

言語間，二人已步入白馬寺。這白馬寺距東城24里，掩映于參天古木之中，巍峨軒峻，氣勢恢宏。有兩石馬立于院門兩旁，背負鞍韉，若千里歸來未落槽，又似等侯主人隨時去遠征。程頤謂之楊時道：“此白馬寺，乃佛學入漢唐后官府首建之佛寺。東漢明帝篤信佛學，便遣博士弟子秦景、王尊十二人等前往天竺國取經，爾后以白馬馱回真經。白馬寺因此而得名。”

說至此，程頤喟然長嘆道：“自此，佛教日盛，信徒漸廣，以致今日，仍與孔孟絕學分庭抗禮。”

楊時不解道：“佛學勸世人從善棄惡，善教也，先生何以鄙薄

之？”

程頤憤然道：“父子君臣，天下之定理，無所逃于天地間。而佛學弟子，逃父出家，削發為僧，不事父母，違絕人倫，不義不孝也，較之道士蓄發裸足，歸隱林野，更令人痛惜。”

楊時答道：“先生所言甚是。此等異邦之曲學，與洛學正統之緒言，不可等目觀之。不才弟子，日后定當全力弘揚洛學，以張大師門。”

程頤甚悅，道：“入道莫如敬，未能有致知而不在敬者。所謂敬者，主一之謂敬；所謂一者，無適之謂一。且欲涵泳主一之義，一則無二三矣，即吾兄長明道之所謂‘涵養用敬’也。是故，汝欲弘揚吾之洛學，則心必至誠。”

楊時聽罷，連忙跪伏于程頤膝前，神色肅然道：“誠哉斯言！先生贈言，弟子當謹記于心，無論遇何紛擾，亦倡道不已。”

向晚時分，程、楊二人登上藏經樓毗盧閣。此閣高聳云天，閣內清幽靜雅。立閣北望，但見夕陽西下，暮色蒼茫，洛陽古城通街華燈璀璨，萬戶炊煙裊裊；邙山腳下，四野平曠；皇城之內，宮闕雄偉，樓閣富麗，美不勝收。

楊時嘆道：“置身其間，但覺心悅氣和，凡塵憂惱，宦海榮辱，隨風而去矣。”

程頤道：“人于天地并無窒礙處，能大小快活者，性也。性者有二，一曰天命之理性，一曰生之氣質之性。理性無善惡，氣質之性則有善與不善，有如道心與人心也。”

楊時若有所悟，頻頻頷首。

回至住處，程頤談及門下弟子，楊時告知先生道：“定夫今于河清任知縣。”

程頤道：“游酢已函告于我。”并告知楊時：“而今游君品德精純，學問日進，政事亦絕人遠甚。”

楊時聽后，自然十分高興。十日后，楊時自洛陽直奔河清縣（今河南間縣）拜訪游酢。于河清勾留六日后，楊時攜定夫重返洛陽，同見程頤于拜表院，就“中和育位”、“涵養用敬”、“格物致知”、“天理人欲”等諸多命題，一一就教于伊川先生。

五日后，楊時、游酢二人向程頤辭行。程頤謂之楊時：“欲探究洛學，橫渠之《正蒙乾物篇》不可不看，《西銘》之說尤是。”

橫渠者，張載（1020—1077年）也，字子厚，陜西鳳翔眉縣橫渠人。自幼好學，志存高遠，年十八，慨然以功名自許，矢志成就一番大業。 21歲，曾上書朝中參政議事范仲淹諏議邊防之要務，受范仲淹指點，攻讀《中庸》，探究釋老與六經。宋仁宗嘉佑元年（1056年），便于京師設堂講《易》，聽者甚眾。一日，其表侄程顥、程頤前來探望，是晚，三人圍坐，暢敘《易》理，共語道學精要。橫渠為二程卓識折服，自嘆弗如，翌日，謂之弟子曰：“比見二程深明《易》道，自嘆弗及，汝輩可師之。”于是，摒棄佛老，敦守儒經，回至關中，收徒講學，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訓諭弟子，后受文彥博之聘，曾任長安學宮教諭一職。半百之年，便僻居故里，終日危坐一室，左右簡編，俯而讀，仰而思，有得則識之，或中夜起坐，取燭以書，志道精思，須臾未息，亦須臾未忘。后終成大器，創立“大化秦人”之關學，與“理學宗主”周敦頤，象數學家邵雍，理學奠基者程顥、程頤齊名，世稱“北宋五子”。

張載與二程有親戚之緣，又曾同住洛陽，過從甚密。但其關學與二程洛學不同。橫渠以為天地萬物僅一氣而已，氣聚成物，氣散物滅；洛學以“理”為萬物之本原，言關學之“氣”，乃形而下之“器”，而非形而上之“理”，因“氣”有生有滅，“理”則萬古永存。

雖如此，程頤卻喜讀張載之《西銘》篇。

張載曾將其得意之作《正蒙乾物篇》之首段和末段錄出，貼于東西兩壁木格窗上，以為座右銘，前者名之《貶愚》，后者名之《訂頑》。后程頤遂將《訂頑》易名為《西銘》，《貶愚》易名為《東銘》。

圣紹三年3月12日晚，楊時端坐書房研讀《西銘》一文。當讀至“民，吾同胞；物，吾與也。大君者，吾父母宗子，其大臣，宗子之家相也。尊高年，所以長其長；慈孤弱，所以幼其幼”此段文句時，不禁眉頭緊蹙，疑惑叢生，自言自語道：“此《西銘》有體無用，與墨子“兼愛”之說何其相似也！”

楊時又不知已之管見然與不然，心中有如鯁在喉、不吐不快之感，是夜便致箋就教于伊川先生。

張載《西銘》篇所言旨趣，正是其《正蒙誠明篇》所發之意，即“唯大人能盡其道，是故立必具立，知必周知，愛必兼愛，成不獨成”。其《西銘》更是要求天下臣民對等級秩序“不馳勞而底豫，無所逃而待烹，體少受而歸全，勇于從而順令”；以為，“民胞物與”與“從而順令”，二者如孿生兄弟，相即不離。橫渠所描繪此幅天下大同之圖景，自然倍受二程尊崇。因而，程頤對楊時信中陳述之觀點頗不以為然，復信楊時，簡而答之道：

　 《西銘》之論，則未然。橫渠立言，誠有過者，乃在《正蒙》。

《西銘》之為書，推理以存義，擴前圣所未發，與孟子性善、養氣之論同功（二者亦前圣所未發），豈墨氏之比哉！

對程頤之答復，楊時甚覺牽強，難信服于人。

數月后，楊時再次致信伊川，以求《西銘》之主旨。他在信中寫道：

　  某竊謂道之不明，智者過之。《西銘》之書，其幾于此乎？

　  昔之問仁于孔子者多矣，雖顏淵、仲弓之徒，所以告之者，不過求仁之方耳，至于仁之體，未嘗言也。孟子曰：“仁，人心也；義，人路也。”言仁之盡，最親，無如此者。然本體用兼舉兩言之，未聞如《西銘》之說也。孔、孟豈有隱哉？蓋不敢過之，以起后學之弊也。且墨氏“兼愛”，固仁者之事也，其流卒至于無父，豈墨氏之罪耶？孟子力攻之，必歸罪于墨子者，正其本也。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，行必稽其所弊，正謂此耳。

　  西銘》之書，發明圣人微意至深，然而言體不及用，恐其流遂至于兼愛，則后世有圣賢者出，推本而論之，未免歸罪于橫渠也。

　 某竊謂此書，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。愿得一言，推明其用，與之并行，庶乎學者體用兼明，而不至于流蕩也。橫渠之學，造極天人之蘊，非后學所能窺測。然所疑如此，故輒言之，先生以為如何？

　  程頤收閱楊時此信后，為其治學之誠所感，欣然復函正告于楊時：

　 《西銘》明“理一而分殊”，墨氏則二本而無分。（老幼及人，

理一也；愛無差等，本二也。）分殊之弊，私勝而失仁；無分之罪，兼愛而無義。分立而推理一，以止私勝之流，仁之方也；無別而迷兼愛，至于無父之極，義之賊也。子比而同之，過矣。且謂“言體而不及用”，彼則使人推而行之，本為用也，反謂不及，不亦異乎？

楊時得先生復信，心中豁然開朗，連聲贊道：“理一而分殊，此論妙極矣。知其理一，所以為仁；知其分殊，所以為義。猶孟子言‘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’。其分不同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。天下之物，無不理一而分殊耳。實可謂‘與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’矣！”

當日，他復信程頤道：

　  示論《西銘》微旨，曉然具悉，如侍幾席親承訓誘也。幸甚幸甚！

　  前書所論，謂《西銘》之書，以民為同胞，長其長，幼其幼，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者，所謂明理一也。然其弊無親親之殺，非明者默識于言意之表，烏直所謂“理一而分殊”哉？故竊恐其流遂至于兼愛 ,非謂《西銘》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。

　 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，善推其所為而已。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，所謂推之也。孔子曰：“老者安之，少者懷之”，則無事乎推矣。無事乎推者，理一故也。理一而分殊，故圣人稱物而平施之，茲所以為仁之至，義之盡也。何謂稱物？親疏遠近各當其分，所謂稱也。何謂平施？所以施之，其心一焉，所謂平也。某昔者竊意《西銘》之書，有平施之方，無稱物之義，故曰“言體而不及用”，蓋指仁義為說也。故仁之過，其弊無分，無分則妨義。義之過，其流自私，自私則害仁。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，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。二者其失雖殊，其所以得罪于圣人則均矣。

　 《西銘》之旨，隱奧難知，固前圣所未發也。前書所論，竊謂過之者，特疑其辭有未達耳。今得先生開諭，叮嚀傳之，學者自當釋然而無惑也。

此后，楊時對洛學探究愈發細致精進，投其門下弟子，愈發眾矣。宋哲宗元符二年（1099年），伊川先生被解除管制后，見當今知名學士均沉迷于佛學，僅楊時、謝良佐潛心探究，感嘆道：“今之學者皆流于夷狄，唯楊、謝二君對洛學獨專不二，誠心探究，且造詣日深。”